篇一：莫言人物乡土的表现
莫言作品中的乡土情怀
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面向全球公布：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
从1981年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到去年的《蛙》荣获茅盾文学奖，莫言小说创作已走过三十年。他至今创作了11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由于风格不断变化，莫言先后被划入现代派、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不同的流派。对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他很幽默地表达了看法：“大多数所谓的文学思潮，与自己的作品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小说是作家创作的，思潮是批评家发明的。”
莫言的作品中，关于人性、种族的思考被纳入历史变迁的宏大史诗中，语言、结构方面的先锋探索更加注重融合传统文化和民间资源，强化小说故事的传奇性和喜剧性，呈现出举重若轻的轻逸之美。
一直以来，农村生活始终是莫言叙述的.中心，他以自己的创作，建构了“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乡土世界。他每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都是从这里登场。他多次谈到故乡对于作家、对于他自己的意义：放眼世界文学史，但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王国。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小镇，鲁迅有他的鲁镇，沈从文有他的边城。而这些文学的王国，无一不是在它们君主的真正故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
在1976年参军离开农村以前，莫言在真实的高密县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当了20年农民。这
20年是极左政治路线下民生艰难的时代，留在他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饥饿、神鬼故事和母亲的叹息。莫言小说中那千奇百怪的故事，对自然、社会、人生惊世骇俗的看法，都和母亲、童年、大自然、故乡紧密相连。
当然，莫言也认识到故乡对作家的局限性，如何使故乡的梦境成为贯通人类普世性价值的纽带，这是莫言乡土小说的愿景。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认为：“莫言的乡土小说，一方面是他对民间艺术风格的自觉、理性的追求，一方面是与民间的文化形态紧密关联。”而在莫言看来，民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可以把它简化
为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毫无疑问，莫言选择的是后者。作为老百姓写作，是作家自己就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不去担当道德的评判者、教化者，保持老百姓的立场、思维和方法。在关于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的对话中，他说:写几篇小说算不上知识分子，比那些乡村中会讲故事的老人，无非是多认识几个字而已。括起来讲，莫言的民间立场是站在弱小生命和自由人性的立场上描写民间的苦难与抗争，张扬个性自我。自觉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在小说的语言、故事、结构等方面全面复活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活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
篇二：莫言人物乡土的表现
从《红高粱》看莫言的乡土文学
[摘要]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也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其短篇小说《红高粱》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同时作为“新历史小说”具有战争叙事的开创性。在《红高粱》中有着浓郁的农村地域风情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与莫言的乡村经历息息相关，莫言的小说让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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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曾经说：“故乡和人是有血脉联系的，尤其是小说家。故乡释放了无穷的自由，但对我是一种束缚。”
故乡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可以说莫言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从莫言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透明的红萝卜》到后来屡获大奖的长篇巨制，每一篇都是写的农村人物和故事。莫言有着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他从这些乡土生活经验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同时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农村写作素材。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一片神秘的土地，那就是“高密东北乡”，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不同于沈从文等人营造的乡土文学的和谐美，莫言用审丑、变形、荒诞等手法去描绘这片土地。莫言在这个野性十足、鬼魅奇妙的土地上展开了他的每一个故事，并且有意识的向历史的纵深深挖，向广袤的中国乡土无线延伸。
莫言是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作为山东人的他以其特有的勇敢、坚强、智慧来表达自己，讲述了这一片他既热爱又仇恨的土地上的故事。《生死疲劳》描写了建国后农村五十年的历史，《丰乳肥臀》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母亲的伟大，《四十一炮》讲述农村的改革，《蛙》记录农村的计划生育，《红高粱家族》是关于农民抗日的故事。可能莫言并没有刻意去叙述中国的整个近代史，但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却从农村角度看到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一完整的历史，可以说莫言的小说是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缩影。
《红高粱》是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压卷之作，它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我的奶奶”戴凤莲以及“我的爷爷”余占鳌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依旧是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这那充满野性的红高粱地里进行了野合，之后生下了
我爸。《红高粱》继承了当时为主流的抗日战争题材，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入了“乡土小说”。莫言将战争叙事和农村叙事相结合，同时把原来神化的抗日英雄人物和农村百姓相联系。他们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主动救国家和人民的英雄意识，而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抗争，他们有忠有奸，有善有恶，有英勇也有怯懦，这就使小说中的人物更有血有肉，也更丰满而真实。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农村人民的真实形象，也还原了一幕真实的历史。
一、从《红高粱》的人物、风土上分析莫言小说的乡土性
《红高粱》描述了一群最原始的农村人民。他们粗鲁蛮横但不拘小节，他们放荡不羁但能团结一心。小说中的“我爷爷”是个土匪，但对“我奶奶”却是一片深情。他杀人、寻滋生事、不遵从道德，和奶奶的结合也是在红高粱里的不合伦理的野合。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十恶不赦的土匪，在“我”眼中他却成了路见不平的英雄好汉，和奶奶的恋情更是象征了反抗意识和自由意识，也就是莫言说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而“我奶奶”无视三纲五常的行为则被视为了敢爱敢恨。爷爷奶奶这种为了人生而不在乎封建礼教束缚的勇敢的精神以及和红高粱那种野性的完美融合，成为“最超脱最世俗”的象征，这种象征则充满了乡土性。
《红高粱》中还有这些人物：土匪、流浪汉、轿夫。他们是一群粗俗蛮横的农村人，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却参与了抗日的英勇战斗。与其他抗日题材小说中英雄人物相比，这些人是那么不起眼与肮脏丑陋。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文明理法，他们只是简单粗俗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们有一种粗野的破坏性，同时又有一种生命的原始性。莫言用他的文字和思想赋予了他们生命力，连这样一群原本那么不堪的人也做出了抗日那么英勇美丽的事情，他们是“最美丽最丑陋”，“最圣洁最龌蹉”的矛盾综合体。
《红高粱》不仅在人物上充满了乡土性，在风土人情的描写上也处处表现了其乡土性特征。小说中的红高粱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而且是高密东北乡人们生存活动的地方。他们用红高粱来酿酒，“我爷爷”和“我奶奶”在这片高粱地里野合，他们在这片高粱地激情宣泄，最后还在这地里打埋伏战。文中描述的那大片大片红高粱象征了农村蓬勃的野性和无穷的生命力。同时高粱是高密东北乡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酿新酒这样的活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两口大锅里沸水潮动，蒸汽在大甑里曲折上升的咝咝声，与伙计们的喘气
声混成一片，大甑里装满了料，顶上盖一块与甑口同大的圆盖，盖上钻满蜂眼，又烧了一会儿，那蜂眼里有哆哆嗦嗦的细小热气出现。”莫言对“酿高梁酒”这个片段的描写则表现了高密东北乡浓浓的乡土性特征。
二、从《红高粱》的叙事方式看莫言小说的乡土性
从叙述语言上看，《红高粱》在开端写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一连串充满乡土性的、不符合语法的叙述语言，在一开始就定位了整部小说的乡土性特征。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最美丽”和“最丑陋”，“最超脱“和“最世俗”，“最圣洁”和“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和“最王八蛋”，这四组反义词是根本不能符合词语搭配规律的，但是这矛盾的描述让我们有了最直观的阅读体验。
《红高粱》多处描写了高密东北乡的农民、土匪、乡绅的日常生活。从小说中的对话展现了人物语言的乡土性特征。例如在被子弹打到耳朵时，王文义惨叫一声:“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从这一组对话的语言中可以看出王文义的胆小和聒噪，而余司令的那句“你娘个蛋”，这句村言野语，透着一股粗俗之气，与新时代小说的审美理念有着巨大的悬殊，但是却更加贴合乡土，更加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语言虽然粗俗，但却增加了奔放自由的风格，人物语言的乡土性特征明显。
从叙述角度上看，《红高粱》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者和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莫言大部分作品一样，《红高粱》依旧以儿童的视角来叙事。“我爷爷”、“我奶奶”的这种独特的主观视角和叙述方式的设置,首先使叙述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在不同的世界之间任意往来,故事伸缩自如,产生一种多声部式的叙述效果,从而使叙事产生意义的增值。其次儿童视角的应用一方面弱化了伦理道德的判断，强化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原始性，另一方面又渗透了理性判断和选择。以儿童的口吻叙述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让人更容易以回忆的方式随其进入小说中的情景，而儿童的简单天真正是乡村一种原始的状态。
三、《红高粱》在乡土文学中的价值
《红高粱》描写了生活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人物性格以及风土描写方面都充满了乡土性特征。《红高粱》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经典代表，它引领了战争叙事日常化写作潮流。小说没有大篇幅直面写战争的残酷程度，也没有直面描述抗战英雄人物，而是将高密东北乡人民的点滴生活和他们的爱恨情仇彼此交织，红高粱见证着这一传奇生活。小说运用极度的色彩美学渲染，丰富了战争小说的画面感，充满野性的语言和乡村图景的描写，让浓郁的乡土气息渗透整个作品。
虽然《红高粱》只是一部短篇小说，但确有丰厚的艺术能量和阔大的阐释空间，《红高粱》既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也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
结
论
纵观世界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能够像中国的农民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红高粱》这部短篇小说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就算是一群粗俗的小人物小农民，他们也有坚持的信念和守护。从莫言的众多小说中，我们清楚的了解到，是中国的农民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和激情毫无保留地注入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撑起了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进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中国农民的文明就是中国传统乡土文明的起点和归宿，中国农民的发展史就是一段中国传统乡土文明的变迁史。
莫言是一个真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乡土是莫言文学的源泉，他的小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阅读莫言的小说，我们能认识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也能认识到我们自己以及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尤其是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乡土”的意义。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易的寻找到关于乡间的点点滴滴，他用儿童的视角，用孩子般的眼睛与心灵观察、感悟着中国这片乡土，并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塑造这片土地。莫言的乡土文学让我们去深入思考“乡土”以及“乡土中国”的意义，他饱蘸自己亲身体验揭示出中国农民的命运和生命力，托起了这片土地沉重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中国青年出版社.[2]莫言.《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第167页.[3]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4]赵云华.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新时期乡土小说.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5]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2）：37-39.[6]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篇三：莫言人物乡土的表现
浅谈莫言心中的“乡土”
作者：田雪
来源：《人间》2016年第05期
摘要：莫言作为新时期乡土文学的代表，其作品的乡土味道却不同于以往乡土文学的两种传统：鲁迅开创的启蒙批判传统和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怀乡传统，他的作品带有一种主体性、独创性、民间性和叛逆性并且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农村经验和中国心情，我以《白狗秋千架》为例，联系莫言的其他乡土作品，从对乡村苦难生活、风景特色以及作品的语言色彩谈一下莫言作品对乡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
关键字：莫言；乡土小说；《白狗秋千架》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21-01一、对乡村苦难的展示
莫言的作品中始终保持着对苦难的正视，这和鲁迅所开创的写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在莫言的笔下，乡村的苦难一如既往。十年前，如花儿般芬芳的“暖”在秋千架事故后人生改变，十年的沧海桑田，把一个“婷婷如一只花，双目皎皎如星”的少女变成一个残疾无知粗鲁的妇女，暖不再年轻、不再美丽，残暴而粗鲁的聋哑丈夫，三个聋哑孩子，“暖”的生活陷入绝望的境地，鲜活的生命逐渐凋零枯萎，成为了时间的牺牲品。同时在村庄中还有一种封建枷锁在束缚着人的思想：八叔用乡村世俗的等级观念来阻止“我”探望“暖”，这也是莫言笔下的乡村，封建观念在酝酿着苦难的继续，这也是一直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中存在的。
但是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却又突破了乡土小说对乡村愚昧衰败一味展现，也表现了一种狂野的旺盛的敢于反抗的生命力和精神世界。在作品中暖对“我”冷语相对，而“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怀着愧疚忏悔的心情接受暖的嘲讽，能够感受到“我”在暖面前是弱势的一方，在最后暖要求“我”给他一个健康的孩子，哪怕是通过违反社会伦理的“通奸”来达到。这一情节将处于绝境中的暖一下子拔出生活的泥淖，打破了个体生命力无力摆脱命运和对苦难逆来顺受的现状，赋予了农村生命一种冲破愚昧枷锁，争取自由的生命意识。
《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生活的现实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于是他在幻想中寻求慰藉。黑孩虽然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但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中国农民那种在任何严酷条件下都能生存和发展的顽强生命力，那种沉默不语然而心理活动十分复杂的农民特性，对待生命、生活的泼辣态度。在莫言的另一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我爷爷”的形象展示的则是成人面对苦难所迸发的顽强和抗争。“我奶奶”戴凤莲具有不甘屈辱的敢作敢为的泼辣性格，她的头脑中并没有多少“三纲五常”的封建余毒，而面对现实施加给她的屈辱性压力，她的表现可谓果断大胆：拜县官为干爹，重振酒坊，再嫁余占鳌……生活在社会底，她没有被社会
篇四：莫言人物乡土的表现
浅谈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摘要：莫言，一位在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他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主要来源于他那份沉重的人生履历。用高密话写高密人，似乎已是莫言小说创作思维的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源于心灵深处的故乡情结，源于对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的回忆。他的乡土小说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始终是他的创作宗旨。所以说，他的作品是与故乡的土地同生同长、荣辱与共的。本文将从创作内容、创作语言、创作情感三个方面对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情结进行探讨与剖析。
关键词：
莫言
乡土情结
高密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他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来写乡村生活，通过高粱地这个文化摇篮，毫无保留地将其作品融入了深沉博大的农业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并且，作为农民之子，他不仅感受了农民的苦难，也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情感，可以说他的创作都是在农村生活的磨砺锻打中完成的。莫言的乡土小说在给我们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村世界—高密东北乡的同时，对乡村世界进行了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并展现出浓厚的乡土蕴味。那么，他的小说渗透了怎样的乡土情结？从哪些方面可表现出来？本文就从以下三方面对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情结进行阐述：
一、乡土情结成就“高密东北乡”
莫言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爱农民之所爱，恨农民之所恨，与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84年，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我想，如果从莫言小说的创作内容来考察他的乡土情结，那么首先应该体现在莫言用高密东北乡的山川河流、五谷杂粮在编写着每个人物的故事的同时，演绎着高密东北乡的历史。
1.恋“祖”情结演绎“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式”的刚勇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具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同时亦保留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拔的伟大生命潜能。莫言在《红高粱》中写到了抗日及殖民侵略给高密东
北乡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外敌入侵，家园沦丧，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来人，“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的队伍去打日本人，作者在这里要表达是实际上是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不仅如此，《红高粱》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父辈们深深的崇拜：“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莫言的心里，爷爷（父辈）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爷爷是一个轿夫，但胆敢为了奶奶，为了一段“奸情”去杀人；他本是农民，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弱女子，却也敢爱敢恨，深明大义，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也是一个敢拿起勃郎宁就射的小英雄。这就是在神秘的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他们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辉煌”、“凄凉可人”、“爱情激荡”的红高粱，就是莫言要寻找的故乡。这样的故乡，这样的家园，我认为只有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人，才能蕴含这样喷薄欲出的情感，才能最终完成这样一幅黄土风情画、一部民族繁衍史。
2.在现实的苦难和幻想中讲述
“高密东北乡”
⑴现实与超现实
莫言小说所讲述的“高密东北乡”，多数都是描写乡村现实的苦难，艺术表现也以写实为主。他的第一篇小说《售棉道上》就是以一场乡村现实灾难为题材的，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此后，在《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胡萝卜》等作品中，他仍然继续着自己对乡村苦难的叙述。在1988年创作的《愤怒的蒜薹》，是他直面现实、批判态度最为尖锐的一部作品，在展现了农民心灵的苦痛的同时，把一次现代“官逼民反”事件的写实式再现与对无路可走的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彷徨的透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农民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揭示。
⑵幻想的天堂
如果莫言只是写苦难，那还不能说他真正体现了乡村的声音，因为乡村并非只有苦难，这一阶层能够历数千年的痛苦而不颓，长处社会底层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独特的幻想式文化精神——这其中多少包含着鲁迅所批判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阿Q精神，也有自我嘲讽——将苦难娱乐化乃至狂欢化的精神①。像皮影戏、地方戏剧和民歌等中国农民艺术，在将历史、崇
高和苦难等进行戏剧化和反讽化的表达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文化精神。这是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被历史挤压的产物，其中包含着深深的无奈，但也蕴涵着一种生存的机智，是其顽强生命力的体现。如：《丰乳肥臀》是将乡村的幻想与苦难结合得最为典型的作品。作品通过
“母亲们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不屈地挣扎着，他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大地又汇成了滔滔的河流”的内容讴歌了母亲的生殖力、生命力，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重建的美好愿望。
3.民风民俗彰显“高密东北乡”的地域特色
民风民俗可以说是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体现着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离乡几十年的游子，家乡的民风民俗激活了他过去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因此，在作品中，莫言有意把“下里巴人”式的民风民俗如：潍县年画、胶东剪纸、猫腔、婚殡仪式等写进作品，去激起他恋乡的情思，并展现了高密独特的地域特色。特别是猫腔这种地方小戏，它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高密东北乡广大农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是民间抒情的方式。在猫腔声情并茂的唱腔里，寄托着广大人民对生活、生命的热爱，包含着民间的活力和原始的激情。在《檀香刑》中，众多人物如钱丁、孙丙、眉娘等都对猫腔表示出热爱之情。猫腔班主孙丙身受酷刑，高密东北乡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子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全军覆没。猫腔的彻底消失，暗示着民间文化和这块黑土地人民的命运一样多灾多难；也暗示着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压榨下，一切充满自由与活力的东西，包括文化乃至生命，都遭到了无情地扼杀。
故乡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一方沃土，是心灵不灭的存在。他的很多作品都深深根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既展现了高密东北乡的自然景色，也表露了隐含在这块黑土地之中的民族自由与热情豪放的精神。
二、语言散发“高密东北乡”涩涩的土地气息。
读莫言的小说，你可以从任何一页的任何一行读起，它首先征服你的就是语言，尤其是采用了地道的方言俚俗用语，透过它你可以清晰地闻到山东高密县那股涩涩的土地气息。
1.粗俗语言的使用，凸显人物个性
莫言在小说中严格遵守人物的文化背景，地域特色以及性格和心态，采用的
